【阅读角】陈先进：上海会展行业的发展壮大是我一生的追求2018/12/19

来源： 记博

作者（中）担任上海世博局副局长时，会见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 

上海会展行业的发展壮大是我一生的追求

陈先进

（2016年10月）

结缘展览

我是一个老三届的初中生，1969年入伍当兵，1974年回到上海，分配在上海市外贸局下属的外贸机械修造厂做一个普通工人。因为我在部队里担任过团委委员，档案里有这个记录，当时的书记厂长就让我担任厂党支部委员，兼任厂团支书。

一年多后，大概是1975年底，外贸局团委到厂里来调研，我汇报工作，谈了一些基层团支部工作。不久后，因工作需要，调我去局团委担任专职干部。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1979年以后，我逐步产生了要去读书的念头。1980年7月参加考试，9月进入了外贸职工大学。高考时,我的数学成绩很不好，学校领导反复研究后，同意让我先试读，并提出要求：如果高等数学不及格，则取消学习的资格。进入学校后，我发现初等数学包括几何、三角函数等，与高等数学截然不同，没有基础无法跟进。于是我只能“兵分两路”，一方面“恶补”初等数学，发疯似地牢记各种公式，从长宁区的家到五角场的大学，天天在公交车上默默背诵数学公式。另一方面把高等数学的习题集买来，老老实实一道题一道题的做，每天只睡3～4个小时。俗话说，天道酬勤，一个学期下来，我的高等数学达到67分，第二学期得了92分，第三学期得了满分。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虽然有时候也可能要几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但是不耕耘，肯定没有收获。

1983年7月毕业后，我很想去做业务。当时，市外贸局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简称“上海贸促会”）是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在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驱动下，以民间组织名义开展对外经贸交流的上海贸促会站在了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业务领域不断扩展，工作内容日益丰富。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与上海外贸局分署办公。我就恰逢这个机遇，来到了上海贸促会，分配到当时贸促会的一个核心业务的展览部。

那时，我对“展览”毫无感觉，为了搞清概念，我还查询了行业分类手册，试图找到一些“出处”。那时上海的商业分两大类，有商业一局和商业二局，商业二局主要负责生活服务业。我从这一类中看到了“展览”两个字，它们居然与当时供应居民开水的“熟水店”亦称“老虎灶”和公共澡堂亦称“混堂”的分在同一个类别里，可见那时对展览业的认识和其社会地位。

进入展览业务后，我先是做“贸联”工作，就是每次办展览，外汇管理局、质量监督局、进出口检验检疫局、海关等到现场办公。如果中方哪个企业看中了什么设备或商品，需要层层审批，列入计划，然后还要申请外汇额度，然后由外贸公司出面谈判，最后由海关等办理进口手续。我们“贸联”就是帮他们一步步打通各个环节。就这样，我逐步熟悉了展览业务，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感情。

1984年9月，经贸促会党组研究，我有机会参加了为期两年的高级经理培训班并去美国学习。这是老市长汪道涵和美国旧金山市长谈的中美合作项目。第一年在上海外贸学院读书，一年后美国老师授课並在美国实习。我很感谢组织给我机会，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外语水平，也了解了工商管理的基本内容，学到了先进的企业管理知识。

在美国的日子里，我们虽有课堂教学，但更多的时间是去实习，重点是如何做项目的咨询和评估。比如有人要投资建饭店、办超市，我们就去调查相关地段的交通、周围居民的消费水平，包括停车、住房、学校等等，然后提出报告，如果投资，需要多少资金，多少年可以回收成本。委托者拿了这个报告就可以去银行贷款。这样，我开始懂得什么是可行性分析，这为以后的展览项目研发和决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进入企业

1984年，上海贸促会成立了国际展览公司，下设３个部门，开发部、项目部、贸联部。我本来就负责贸联部工作，从美国学习回来后，先是担任贸联部经理，负责每次展览之后的展品留购业务，后来担任公司的副总。

1990年，贸促会恢复成立了展览部，我担任贸促会副秘书长兼展览部部长。当时贸促会的出国展很多，每年有三百来个。一有展览会，很多商家都来报名，我们就负责联系客户，协助组织参展，包括订场地、搞运输、搭建展位、举办推荐会等；还帮着订机票、住宿，既做项目组织，也做商旅业务。

1992年，上海要发展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确定了包括建造上海国际展览中心、外经贸委等政府机关搬迁，建造扬子江等宾馆和外国领馆区等一些重大举措。国际展览中心建设由虹开发公司负责，总经理孔庆忠的思路很清晰。他说，我们懂场馆建设，但是不懂管理，希望贸促会能派人来管理。经领导同意，我兼任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还为公司起了英文缩写名“INTEX”。之前，我做的是“来展”业务，后来又做“出展”，现在开始做“场馆经营”。

担任INTEX总经理后，为了快速提高国内展览场馆的管理水平，我开始考虑是否可引进国外资本和管理经验。

英铁航（P&O）是一家老牌英资航运公司，也是当时的全球500强企业之一。他们在英国伦敦投资了一家展览场馆，因此了解展览业务和展馆管理。那时，他们希望业务能够国际化，希望在上海找一家展览场馆，搞中外合资或者合作。我代表贸促会，和虹开发公司的领导一起去谈。1995年，终于谈判成功。

INTEX建造的时候，因为是重点工程，场馆投入是4300万元人民币。在和英铁航谈判时，我们提出这个场馆的评估价为1.2亿元，英铁航占30%，贸促会占30%，虹开发公司占40%。这是一个三赢的结果：英方出资3600万元，第二年就有利润分成；虹开发通过这个项目的合作，不仅收回投资，还有可观的赢利。贸促会通过管理的输出，也取得了一定股份。

但是这个结果也来之不易。英国人很认真，谈判一开始就对这个场馆的价值表示怀疑。由于项目的工期很紧，他们就挑毛病。挑到后来，我对他们说，我们应该换个思路——打个比方，你去买苹果，那里只有一个苹果，是你中意的，但有点瑕疵，你要也是它，不要也是它，你一定要找一个没有问题的苹果，这不现实。你说现在这个建筑有什么问题，我们去修理完善，最后，英方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谈判顺利结束，中国出现了第一家中外合作的展览场馆。

1997年之后，我觉得公司不能只靠出租场馆，还要自办展。我们自主开发了近10个自办展，比如乐器展、花卉展、轨道交通展、润滑油展、灯光音响展，还有残疾人用品展（现在改为康复展）。这些展的选择、开拓、发展都有比较艰苦的过程，但也令人难忘。现在这些展已经成了该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和收入。

面向全国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国际展览中心开始筹办“展中展”，这样，我的视野开始从上海走向全国。

举办“展中展”，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在INTEX工作期间，筹划一些自办展。因为这些展览，我们公司和全国的展览主办单位有联系，了解了全国的情况，感觉展览业刚开始发展，各地水平参差不齐，急需行业内的交流和沟通。

二是我当时到美国参加了一些活动，看到了国外的情况，他们的办展水平对我很有启发。IAEE有个“TS平方”活动，既有展也有会。展出的是展示设计、展览材料，参观者都是各大公司的展览部的人，相互交流如何参展。当时外经贸部在南京有个全国各省市区外经贸厅会议，我去讲了这个情况，反响很强烈。

这样，对照中国的办展水平，结合国外的学习体会，我们也开始尝试办和展览有关的“展”和“会”。这里的“展”，类似于美国的“TS平方”，即展中展，而“会”则偏重于行业内的交流和互相学习。

经过多方沟通，决定由INTEX和中展集团（CIEC）合作，筹办“展中展”。1999年2月，我去国外招商。2000年1月，我们的第一届“展中展”在浦东的国际会议中心开幕，900个座位全部坐满。开幕式后我们租用了15辆大巴，全部拉到INTEX看展中展。在论坛的几个分会场上，人气爆棚，全国各地来的会展界人士非常踊跃，有的没有座位，就坐在地上听课。

2001年1月在北京举行第二届，2002年1月在广州举行第三届，2003年1月，第四届在武汉举行。2004年1月，我们举办第五届“展中展”时，中国贸促会展览部和中展公司来找我，提出由中国贸促会接盘，从全国展览业大局出发，我们同意了。此后，“展中展”的论坛改为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CEFCO），2005年办了第一届，2017年是第十三届，在澳门举行。可惜的是，“展中展”的展览板块未能坚持，现已停办了。

通过这些活动，我逐步和全国的展览界人士熟悉，也了解了全国的行业发展情况。所谓中国会展界“三陈”，即北京的陈若薇（时任中展集团副总经理）、广州的陈八荣（时任中国广交会集团的副总经理，现已故）、上海的陈先进也是在那几届“展中展”中被媒体提出和流传的。

作者（右二）在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设计团队检查工作

参与世博

上海世博会是迄今为止中国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展览活动，我有幸从申办世博会开始，就参与了这个项目。2001年9月，上海申博办正在组织编写申办报告，我当时是上海贸促会副会长，我受邀以展览专家的身份，首次参加了申博办组织的《申办报告》研讨会。

那次会议之后，上海方面开始了迎接国际展览局考察团的工作，我被确定为陈述人之一。2002年3月，我在向国际展览局考察团的汇报会上作关于上海世博会商业运营的陈述。我介绍了上海世博会运作主体、财务结构、市场开发设想等，这些都是国际展览局考察团十分关心的。我陈述之后，考察团还就营销费用和宣传费用的应用范围、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可能发生的上海世博会与北京奥运会在人力资源上的争夺、票价制定时兼顾低价原则和收支平衡原则、赞助商的等级结构等方面，提了很多问题，我都当场作了解答。

此次考察结束后，为了加强申博工作，我调到上海申博办，担任专职副主任，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世博会生涯。

我进入申博办后，一开始负责企业后援团的组织工作，2002年7月底，国务院成立了综合工作组，我是上海的牵头人，带领几个同志常驻北京，重点负责投票前的协调工作。

申办成功后，我先是以世博集团总裁身份，参与上海世博局的局长办公机制，以后担任了世博局副局长。我在这个岗位上负责招商、票务。我对朋友笑言，我既是世界上最大的“丐帮”帮主——通过市场开发，募集了60多亿元人民币；我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票贩子”——我所领导的票务部门，销售了7000多万人次的门票，也筹集了60多亿元人民币。除了这两项工作之外，我还承担了中国国家馆、5个主题馆的展示策划组织工作，包括各省市组展。这6个馆，每个馆的展示面积都超过了1万平方米，而且由于代表了中国的形象，压力很大。我依靠中国几家著名的文化创意、展示策划机构，具体展项（包括影片）反复讨论，多轮方案层层上报，直到向中央领导汇报，形成了最终的展示方案。特别欣慰的是，中国国家馆的展示效果做到了3个满意，即观众满意、媒体满意和国家领导人满意。

作者（右二）陪同扬雄市长会见上海会展业国际顾问

走向国际

2011年初，上海世博会刚结束，我在杭州参加CEFCO会议，当时我已经是国际会展业协会（UFI）亚太区主席了。

上海国展公司是上海最早加入UFI的展览企业。我们的汽车展、模具展等都是UFI批准的项目。2007年起，我担任UFI亚太区主席，也是UFI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年一届，我做了两届。上海世博会期间，我请UFI总部的人员参观世博会，给UFI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1年，UFI主席团和我联系，有意请我担任UFI主席。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我说我决定不了，需要请示组织。

我当时是上海世博局副局长，向局主要领导汇报后，他们很重视，专为此事请示了市领导，又经过市委组织部、市外办的研究，并请示了国家有关部门，都认为这是好事，应该支持。于是，我通过了国内手续。之后又经UFI执委会讨论、董事会选举，在2012年担任了UFI候任主席，2013年担任正式主席，2014年担任离任主席，之后是终身名誉主席。

在UFI担任主席的3年里，我的主要工作，一是帮助国内企业走向国际，获得UFI认证，目前中国已经是UFI组织中成员最多的国家；二是向国际展览业界介绍中国的展览形势；三是维护中国展览行业的地位和声誉。

比如几个UFI的重要会员合作做了G•Guide安全标准，他们推荐给UFI。这个文件，在文字上没有大问题，但背景是针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我在UFI执委会会议上说，这个标准出发点不错，原则也可以，但是明确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办展有安全问题，这不实事求是，至少不全面。比如在中国，最大的展馆是由德国人投资的，好多项目也是中外合资公司一起做的，难道你们自己觉得很不安全吗？我还说，中国在展览等大活动有严格的安全方面的规定，政府很重视，希望你们做一些深入的调研后再形成完整客观的意见。我发言后，绝大多数的执委都同意我的观点，后来这个安全标准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后才推荐给了UFI的会员。

在与国际展览行业的交流中，我还做了件事，就是在上海国际车展项目的竞争上如何从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

2002年，我任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我们公司负责举办每两年一届的上海国际汽车展。在此之前，上海还没有建起大型的展览场馆。2001年的汽车展就只能在三区四馆，即静安区的上海展览中心、徐汇区的光大会展中心、长宁区的上海国际展览中心和上海世贸商城共同举办，这当然对观众的参观体验和参展商的推介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直到当年11月，由上海市陆家嘴集团公司与3家著名的德国展览公司共同出资新建的新国际博览中心投入使用，全部展览面积超过了10万平方米，在当时是最现代化的场馆，也成了一些大展的“救星”。然而矛盾也由此萌生。

我们公司主办的车展已有多年的历史，当时大家都希望能在2003年把车展移到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以解决硬件设施的瓶颈。而此时，一家著名的国际展览公司也对外宣布要在2003年举办车展。两个车展同期举办，显然对谁都没有好处，因为参展商就是这些。在市政府的协调下，双方决定合作。我当时的想法是要通过合作，整合中外两家展览公司的优势资源，打造一个具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国际品牌，提升上海展览业的国际地位。但遗憾的是，对方提出了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方案，而且没有留下任何余地，使双方的合作谈判陷入了僵局。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我感到如果在竞争中，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那竞争者此长彼消，得失相加只能为零，那是零和博弈，显然就达不到打造一个世界著名品牌展的目的。于是我们就精心谋划，另辟蹊径。首先邀请了对上海车展和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有直接影响力的单位来参与车展，请他们搭台唱戏。比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学会等全国性的行业机构。同时还把另一家国际著名的展览公司所主办的汽车零配件展览会引进到上海车展的框架里，这样既丰富了车展的内容，扩大了规模，也落实了展馆的档期。就这样通过横联纵合，上海车展走出了一条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的道路，达到了多方共赢的效果。

那一段难忘的竞争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现在上海车展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A级车展之一，也成了上海展览业的品牌和上海城市的名片。我深深体会到，竞争是客观的，我们也欢迎竞争。但指导思想一定要清楚，即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世界著名的展览中心城市，因此，只要有利于做大做强自主品牌展会的，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争取，去努力。

新的岗位

2014年，由于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的创始人、第一任会长吴承璘已年过70，根据领导的要求，我从市商务委副主任的岗位上调到会展行业协会，接替吴承璘，担任协会的第二任会长。

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我的新的挑战。第一，会展行业形势和以前大不一样。2015年4月，国务院颁发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级的展览行业指导文件，而上海从2016年开始的第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建设国际会展之都。这些都对上海的会展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和更高的要求。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上海会展行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等方面，程度比较高，但是与国际会展之都的要求相比，还任重道远。事实上，上海会展行业也确实有很多问题有待于解决。第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政府管理职能的改革，政府对行业发展的指导，越来越通过中介组织来实行。而行业协会究竟该如何运行，如何做到行业协会从业人员职业化，还需要创新和突破。

作为会长，我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上海会展业能够为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上海会展行业协会能为会员提供更有效的服务。我清醒地认识到，上海会展业虽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但离UFI提出的国际展览中心城市的5条标准，距离还很大。这里面最重要的差距不是在硬件上，而是在软件上，特别在建立一个公平公开，透明开放的市场规则上。作为行业协会的会长，我愿和全市会展界的同仁们一起思考，一起行动，加强行业自律，制定游戏规则，提高诚信和办展质量，使上海会展业真正成为现代市场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平台。